行业资讯 |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4月14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年第2号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再次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人口问题上，并引起全网热烈讨论！文章中表示，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逆转，灰犀牛越来越近；近三年来，人口呈现负增长，转型后人口衰减的速度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而教育和科技进步也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那么小编今天和大家一起深入数据探索我国人口转型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01我国的人口转型现状

（一）我国的人口结构演变

1.1950 年：金字塔

      建国以来，我国逐渐进入人口转型的第 II 阶段，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高位，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人口总数从 1950 年的 5.5 亿迅速增长至 1960 年的 6.6 亿、1970 年的 8.3 亿和 1980 年的 9.9 亿。这一时期的人口结构呈金字塔形，即顶部的老年人少，中部的劳动人口、尤其是底部的少儿多（1950年，我国老年人口占 4.4%，劳动人口占 61.6%，少儿人口占 34.0%（见图 2-a））。这与十九世纪的发达国家，以及目前的许多非洲国家是一样的。

      在金字塔的人口结构下，老年人占比少，其净消耗可由源源不断的、庞大的劳动人口的净产出来支撑，因此人口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威胁。但此时高出生率导致少儿抚养比较高，拖累了经济增长。

2.2019 年：长方形

      目前，我国处于人口转型的第 III 阶段，即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人的寿命变长（老龄化）；而出生率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和较长一段时间计划生育的影响，呈加快下降趋势（少子化）。这导致我国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速明显趋缓，同时金字塔顶部的老年人占比增加，底部的少儿人口占比减少，人口结构从建国初期的金字塔形转变为目前的长方形（2019 年，我国老年人口占 12.6%，劳动人口占 70.6%，少儿人口占 16.8%（见图 2-b）)。

      在长方形的人口结构下，我国老龄化程度上升，这导致 GDP 增速持续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但由于我国老龄化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严重，老年抚养的负担虽快速增加，但尚能维系；生育率虽持续下降，但在现阶段表现出来的作用仍是减少了少儿抚养的负担（即所谓人口红利）；而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仍处在工作年龄阶段。因此，我国目前仍然能够维持 6%左右的较快自然增长。

3.2050 年：倒金字塔

      未来，我国将很快完成从人口转型第Ⅲ阶段向第Ⅳ阶段的过渡。据联合国测算，我国人口将在 2030 年达到 14.6 亿的峰值后趋于下降，2050 年降为 14.0 亿。同时老年人占比继续增加，少儿和劳动人口占比继续减少，长方形的顶端进一步变宽，底部进一步变窄，人口结构将变为倒金字塔形（预计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占 26.1%，劳动人口占 59.8%，少儿人口占 14.1%（见图 2-c））。

      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净消耗的老年人口占比逐步上升，加上少儿人口占比（当期也属净消耗），可能接近净产出的劳动人口占比，社会总消耗逐步上升，这将拖累经济增长。同时，代表社会最大负担的老年人进入资产清算阶段（即老年人通过卖房、卖股票、卖债券来维持生活），且比例接近买房、买股票、买债券的劳动人口，这可能导致资产清算压力上升，资产价格承压。

（二）我国的人口转型不同于发达国家

1.人口转型更快

      一是人口转型期短。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型持续一、二百年相比，我国从建国后逐渐开始转型，预计到 2035 年左右进入第Ⅳ阶段，前后也就八十年。因此我国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趋少、从就业压力到劳动短缺，时间更短、转变更快。这意味着我国远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二是人口红利期短。以总抚养比小于 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我国1995 年降至 50%以下，2019 年为 41.5%，预计 2030 年超过 50%，显示人口红利还有十年；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还有约十年退休，所以说人口红利还有十年。但总共算起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 35 年，这与日、韩、加等发达国家相比，都要更短。

2.老龄化更严重

      一是老年人规模大。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8827 万，占比 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 年，该数据分别为 1.76 亿和 12.6%。中国老年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第一。

      二是老龄化速度快。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2019 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为 2.7%，发达国家为 2.1%，而我国为 3.2%，预计未来二十年都将快于世界平均增速。2000-201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 7%上升至 12.6%，预计 2022 年超过 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过程仅用 22年，远快于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法国（140 年）和瑞典（85 年），也快于美国（72年）。

      此外，发达国家老龄化通常发生在高收入阶段，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 多在二千美元以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多在三万美元以上（见表 2），但我国该数字分别为约一千和一万美元。

3.少子化更严重

      1950-2019 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并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从 6.71 下降至1.70，减少 5.01，同期美、日、英、法则分别减少 1.28、2.08、0.33 和 1.00。

      我国生育率下降更快，除了有收入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计划生育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资源集中于独生子女，抬高了养育成本，降低了妇女生育意愿；育龄妇女减少、生育窗口期缩短，也带动生育率加速下降。

（三）人口转型给我国带来挑战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给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转型更快，过渡期更短，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极有可能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挑战。

      一是劳动力减少。我国近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核心是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红利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近十年来，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产出下降，与 2010 年以来劳动人口转升为降直接相关。预计 2020-2050 年间，劳动人口将以每年超过0.5%的速度逐年下降，2050 年比 2019 年下降 15.2%。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0年为 74.5%，2019 年降至 70.6%，预计 2035 年为 64.6%，2050 年为 59.8%（图 3）。

      二是养老负担重。一方面，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2019 年为 17.8%，预计2035、2050 年分别为 32.0%和 43.6%。如果按 60 岁退休需抚养算（即不延迟退休），这一比例分别升至 49.8%和 67.6%，这意味着届时一个劳动力需抚养 0.5 个和 0.7 个老人。另一方面，政府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快速上升。2019 年为 5.3%，较 1990 年上升 4.5 个百分点。未来随着老年抚养比上升，这一支出将继续增加（见图 4）。

      三是面临三低一高。我国人口结构趋向长方形甚至倒金字塔，意味着消耗的人多、产出的人少，也意味着存在经济停滞、物价疲软、资产价格通缩的压力。这很像目前日、意等国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的状况。而且我国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因为人口转型更快、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值得警醒的是，如此精干的日本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前也只能无奈地面对失去的二十年。

1.与美国仍有差距

      在我国加速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同时，美国由于移民等原因，人口却在发生有利的变化。

      一是我国人口数量趋降而美国上升。联合国预计，2050 年美国人口将比 2019年增加 0.5 亿，增长 15%38；而同期我国将减少约 3200，下降 2.2%。

      二是我国劳动力减少而美国增加。从劳动人口数量看，预计 2035 和 2050年，我国分别比 2019 年下降 4.6%和 15.2%；而同期美国分别增长 2.4%和 7.7%。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9 年中、美分别为 70.6%和 65.2%，我国比美国高 5.4 个百分点；而 2035 年，这一差距缩小到 3.2 个百分点；2050 年，我国转而比美国低 1.3 个百分点（见图5）。

      三是我国养老负担相对于美国快速加重。从老年抚养比看，2019 年中、美分别为 17.8%和 24.8%，中国比美国要低 7 个百分点；而 2035 年，两国基本持平；2050 年，中国转而比美国高 7 个百分点（见图 6）。

      四是我国人口结构与美国相比有差距。到 2050 年我国的人口分布中，底部的少儿和中部的劳动人口均窄、顶部的老年人宽，而美国的底部和中部均比中国宽得多，顶部则更窄，这与 2019 年的状况相比几乎掉了个（见图 7、8）。

      如果说过去四十年我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人口红利，那未来三十年要靠什么？这值得我们深思。

2.中印差距缩小

      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要快于印度。但近几年，随着印度后发优势显现和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印度经济增长已趋势性地接近中国（见图 9）。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后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更加严重，而未来三十年印度的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一是人口超过我国。联合国预计，印度将在 2027 年左右超过我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2050 年，印度人口将比 2019 年增加 2.7 亿，增长 19.7%，分别超过我国约 2.4 亿人和 17.1 个百分点。

      二是劳动力超过我国。从劳动人口数量看，2019 年中、印分别为 9.9 和 8.8亿，我国比印度还多 1.1 亿；2035 和 2050 年，印度分别为 10.6 和 11.1 亿，比我国多 1.2 亿和 2.7 亿。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9 年中、印分别为 70.6%和 67%，我国比印度多 3.6 个百分点；而 2035 和 2050 年，印度分别为 68.5%和 67.8%，分别超过我国 3.9 和 8 个百分点，优势明显扩大（见图 5）。

      三是养老负担比我国轻。2019 年，印度老年抚养比低于我国 8.3 个百分点；而 2035 和 2050 年，这一差距扩大到 18 和 23.3 个百分点（见图 6）。2019 年，印度老年人口占比仅为 6.4%，低于我国 6.2 个百分点，2035 和 2050 年，这一优势扩大到 11.1 和 12.3 个百分点。

      四是人口结构优势明显。2019 年印度的人口结构分布中，顶部老年人比我国窄得多，中部劳动人口更宽（见图 7）。到 2050 年这一优势继续扩大，印度不仅顶部老年人比我国窄得多，中部劳动力宽得多，而且底部少儿部分更宽，显示其 2050 年后劳动力更充沛、增长潜力更大（见图 8）。

      由于印度经济增长已趋势性地接近我国，并且至少在未来三十年，其人口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如果政治经济措施得当，人口红利将更显著地迸发，中印差距将缩小。 

02我国的应对策略

      我国从建国初期开始逐渐进入人口转型以来，至今有 70 年。为应对转型带来的人口膨胀，我国实行了较长时期的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缓解了就业、贫困和资源的巨大压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维护了社会稳定。

      当前，我国即将由人口转型的第 III 阶段过渡到第 IV 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膨胀，转变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渐行渐近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实际上，本文前面的分析都是基于联合国相关统计和预测。有专家认为，联合国的预测偏乐观，高估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换言之，我国人口转型带来的挑战，可能比本文前述分析还要更大。因此，我国要认清形势变化，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牢牢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口，转变观念、综合施策、有效应对。

（一）应对之道

      一是心存敬畏，保持谦逊。人口转型对人类来讲是个新鲜事，目前也只有发达国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转型过程，并切实体会到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灾难。但即便如此，发达国家也没有经历完整个周期，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之后的人口转型和互动规律认识得还不够清楚，也承认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我们当然需要敢于担当、克服艰巨的勇气，但更要保持对自然、历史规律的敬畏。

      二是转变观念，时不我待。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要认识到我国人口形势已经逆转，灰犀牛越来越近；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是好东西，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的巨大反作用力，转型后人口衰减的速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40；要认识到人口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难以挽回的特点；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应抓住当前生育政策对部分居民还是硬约束的时机，全面放开生育，及时释放其较高的生育意愿。若稍有迟疑，将错失以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转型的宝贵窗口期，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

      三是未雨绸缪，久久为功。虽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点像物价，但不同的是，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力量，其力道比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要强得多、久得多。如果把价格比作汽车，那人口就是油轮，刹也刹不住，动也动不了，用调控经济的思路去应对人口转型，多半事与愿违。所以一定要有提前量，并且搞得多多的，这样才不至于积重难返；一定要坚持，这样才有成效。

      四是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应对人口转型这种大课题，单一政策难以奏效。不仅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不仅优化生育政策，而且完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国内劳动力转移和利用，而且鼓励走出去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甚至尝试学习发达国家的移民；不仅多生孩子，而且注重储蓄和投资；不仅强调要素积累，而且重视科技进步和规模经济，以弱化要素积累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不仅采取短期政策，而且注重长期治理，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五是生育为本，养老为辅。养老制度改革，本质是收入分配，解决金字塔顶部变粗的问题；而放开和鼓励生育，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和养老来源，解决金字塔底部变窄的问题。因此要以提高生育率为本，搞好养老金可持续、做好养老产业为辅。

（二）应对之策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放开和鼓励生育，是劳动力的储蓄；储蓄和投资，是资本和产出能力的储蓄；完善养老体系，是财富的储蓄；教育和科技进步，是生产率的储蓄。

      一是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占比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状况的影响，改变起来难度大；后者受当前妇女认识的影响，提高起来见效相对快。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导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二是重视储蓄和投资。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清楚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有历史原因47，其力图改变、但回天无术，因此不要以此为学习的榜样。第三要重视投资。要扩大国内中西部的投资，虽然我国总体的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但中西部的机器换人仍大有可为；要扩大走出去，尤其是亚非拉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的、仅存的人口红利。

      三是推进养老改革。首先，养老制度要由即时支付型转为储蓄型。我国现有养老体制的初衷是考虑了储蓄养老的长远需要，但实际执行下来变为现收现付的Pay As You Go。这在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尚能勉强维持、也简单易行，但遇上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危机，则难以应对。其次，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

      绝大多数人混淆二者并将二者置于养老金下统一讨论，给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实际上，两者的目的、产品性质、资金来源、缴费标准等都有根本不同。从目的看，前者是为了构建社会基本保障网，后者是为了解决短视造成的跨期配置；从产品性质看，前者是公共产品（全覆盖、无差别），后者是市场化产品（有差异、有激励）；从资金来源看，前者应财政兜底，后者则由企业和个人缴纳，政府不应补贴；从缴费标准看，前者是保基本，不应标准过高（基本而非奢侈），后者则可根据企业和个人条件、需求而变换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标准。第三，妥善解决转制成本。在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适度扩大个人账户；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转制成本，保持个人养老金缴费、支付连续，实现平稳转制。第四，多项制度配合。有人认为养老改革可很快实现转轨，实际上任重道远。改革要么降低养老金标准，要么多付出劳动，以实现养老金可持续。

      前者可降低替代率，杜绝退休工资拿得比在职高的现象；后者可延长退休年龄，但要早做，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养老改革也需以税收制度完善、企业年金法律体系健全、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能力提升、居民养老保障和投资管理意识增强等为保障。

      四是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未来我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首先环境宽松。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其次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创新要冒风险，如果人们知道即便失败，也有饭吃、有房住、有病看，就会敢冒险、敢创新。第三控制房价。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第四重视教育。要重视母亲和少儿的教育；重视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覆盖面、教育公平性；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进步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熊彼特也认为创新性破坏难找规律），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

（本文内容源自中国人民银行）